牌坊是由棂星门衍变而来的,棂星原作灵星,灵星即天田星,开始用于祭天,祈求丰年。汉初就有祭天先祭灵星的规定。后来又改灵星为棂星,对孔子也以此规格来祭祀,所以封建社会的学府、孔庙,多建有棂星门。牌坊的外观和作用,与古代的“绰楔”也有一定的联系。《新五代史•李自论传》说:“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门,门安绰楔(插入宽木楔子)……使不孝不义者见之,可以悛心(受到震慑)而易行焉。”可见它还有在道德上的警示和教育作用。明、清时期,牌坊除更加广泛地用于旌表功德、标榜荣耀外,还置于寺庙、政府及教育机关等重要建筑物和主要街道的起点、交叉口、桥梁等处,既有景观性,也有标志性作用。

贵阳牌坊的出现,大约可以追溯到元代。康熙《贵州通志•孝义》中有元代旌表寡妇“以死从夫”的记载,说明在元代贵阳就可能建有牌坊。明朝是中原文化全面影响贵阳的重要历史时期,贵阳各民族文化进一步与中原文化融合。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贵州宣慰司上》记载说:“……(宣慰司所在地)地势卑湿,岁成淫雨,积潦淹没,随葺随敞,民不胜劳。弘治丙辰,镇守太监杨友撤(宣慰司的办公设施)而新之,东徙数十武(步,下同),增六规,制堂寝弃汶然,建新坊名左曰‘控制’,右曰‘安平’。”另一条记载说:“弘治甲寅,都御史邓廷瓒复西徙数十武,建如旧式,庚申巡抚都御史钱钺复于院门外,增建坊牌二,东曰‘揆文教’,西曰‘奋武卫’,及癖治街甃,以巨石制度一新。”这是说,明代有作为建筑物标志的牌坊。

清代兴建的牌坊更多了。贵阳的街市“十二坊市”中,以牌坊命名的就有“三牌坊市”等4个。在今油榨街一带,民国初年尚有数十座牌坊,蜿蜒直至图云关下。20世纪20～30年代,因修筑公路陆续拆除。2000年初,贵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曾在油榨街南侧发现嵌在民宅墙内的残存牌坊两座。

贵阳现存的的牌坊,均为石质,根据封建制度的规定,形制为四柱三间式,最高不超过三层。牌坊的用途,一是记功,如“万里封侯”坊、杨遇春平苗记功坊等;二是旌表节孝,表彰烈女、节妇的牌坊占有很大比例。如“翁叔平相国题夏用卿殿撰之祖太夫人夏王氏坊”、“史卢氏节孝坊”、“诰封夫人夏王氏节孝坊”等;三是鼓励慈善行为,如“林贞伯中丞题杜绥甫太守三代乐善坊”; 四是高寿纪念,如“赵彩章百岁坊”、“赵理伦百寿坊”等;五是炫耀门第,如:抚牌坊、进士牌坊、翰林牌坊、举人牌坊等。六是标志坊,多立于村镇入口与街上。

其他牌坊还有“浮玉桥”坊、“西南重镇”坊、“贵竹清风”坊、“一品坊”、 “圣泉观”坊、南岳庙坊、“大道观”坊、县学宫“礼门”坊等,陈恒安著《贵阳市指南》中有“循径而登,由石坊至山寺,五峰回合,松篁夹道,……”的记载,都是建筑物牌坊的实例,也是城市风光与文化的标志。

贵阳目前保留下明清时代的古牌坊,有以下几座:市区有2004年在贵阳南岳巷发现的“高张氏节孝坊”,“高张氏节孝坊” 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竣工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高8米9宽米,为三间四柱四阿顶式石结构,立斗型斗拱,中部石匾镌有“圣旨”二字,其余匾面为神话传说浮雕图案;下部边柱有抱鼓石,中额石坊左右饰以“二龙戏珠图案”。四柱均有石刻对联,其中中柱两侧联是:“茶类遭逢夫叹螟蛉子叹螟蛉半生冰雪留孤影;□贞偏附娣伤鸾凤姒伤鸾凤万古云霄矢此心”,正面次楼额匾刻写:“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两浙运副贵筑县学附生大弟廉男培昀奉旨谨建”,小额匾刻:“处士张成瑶之 ……” 背面次楼匾书:“道光二十一年 ……,匾下刻:“广东广州府知府高廷遥”,显然是是官方表彰节妇孝子的牌坊。

花溪区青岩镇有三座家喻户晓家的牌坊:一是“赵彩章百岁坊”,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二是“赵理伦百寿坊”, 在青岩城墙定广门内,始建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刘海粟先生将“赵理伦百寿坊”誉之为“石雕杰作”;三是“周王氏、媳刘氏节孝坊” 建于清同治八年(1869),是表彰周朝忠妻王氏、儿媳刘氏抚育教养子孙事迹的节孝坊。

贵阳的牌坊大多已经在过去60年中拆除,但“老贵阳”仍很难把它们从记忆中抹去,因为这些牌坊与附近街道建筑群构成的场所,曾是旧时商业、文化活动的中心,在他们心中深深地镌下了情感的烙印。而且,树牌坊是旌表德行,承沐“皇恩”,流芳百世之举,是古人一生的最高追求;也是我们认识历史的依据之一。

从牌坊上,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历史变迁的信息。如明朝洪武年间镇远侯顾成修建的“与国咸休”坊与“世禄坊”、纪念清代名将贵州松桃厅人杨芳的“万里封侯”坊等。任可澄先生有“祖是奇男女亦奇,一篇述德愧须眉,……”诗,诗注说“果勇侯与李慕勤、刘松斋并称黔中三奇男”。清朝莫友芝《图云关诗》中写道:“石磴盘旋东西回,晓云扶日度关来。濛濛绣堞千花远,历历青山万径开。干勇威名余马革,通侯勋业尚龙堆。书生不解匡时略,独立苍茫感将才。”它向我们指示着贵州历史的浪迹萍踪。